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未来中美关税谈判的走向高度不确定，其关键受美国国债价格、通胀水平和关键要素供应状况三大因素影响。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 4.6%，超名义 GDP 增速，引发国债可持续性担忧，谈判进程将随国债市场波动动态调整。从通胀水平看，美国发起关税战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变化明显，通胀预期、百货市场定价机制变化及中低收入群体对生活成本的不满，都会影响谈判。在关键要素供应上，稀土出口管制会影响全球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甚至使相关环节停滞，冲击美国经济。

此外，还要关注美国社会内部结构分化对谈判走向的潜在影响。中方未来谈判不宜急，要办好自己的事，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加快关键风险防控政策落地，精准应对关税冲突负面效应，将重心放在前瞻性事务筹划落实上。我们应坚定信心，相信中国经济韧性及制造业优势，有能力在关税冲突中取胜，但也要关注未来趋势性变化，如贸易摩擦向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