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文/刘世锦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面临一些新问题。对此，要善做减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去产能”，城镇发展要“去空置”。
经济发展要“去产能”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增长速度放缓，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几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必须要发生的。其中的道理不展开说，只想指出一点：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重要需求，比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的重化工业产品，到2015年前后基本上都达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整个历史进程的需求峰值。最高点已经出现了，以后逐步走平或者往下走。
当然，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处在调整过程中，速度逐步放缓，但表现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不要光盯着增长速度，还要看看速度背后发生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变化。我们的就业总体上不错，企业效益前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趋稳；财政收入有所降低，但增长也还可以；风险控制有些问题，但是还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节能减排也有新进展。取得这些成绩都很不容易。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由过去以投资、工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和劳动力投入，正在或者已经进入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依靠消费、更多地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的轨道。这些好的变化具有长期意义。
大家知道，一季度数据刚公布，GDP增长7%。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怎么看待这个压力？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什么问题？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效益问题。从去年8月份开始，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份，利润率下降的态势相当明显。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出问题了，财政压力比较大。这个能维持多少时间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仔细再看一看，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利润下降最多的是五大行业——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这五大行业占到利润下降的大部分，如果去掉这五大行业，我们整个经济盈利状况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还是不错的。这些行业是什么行业？我们称其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
过去我们10%左右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相关行业，增长速度很快，把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建材这些行业拉起来了，也是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家注意，重化工业发展当中有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比如，钢铁不够了，就要提高产能；产能不够就要建新的钢厂，而建新钢厂本身也需要钢，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在过去1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的这一特点有一定关系。最近几年，我们需求端已经遇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这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规律。增长速度放缓了，但还在增长，不过不可能保持以前那么高的速度了。供给端下来了，需求端也得跟着下来。但是，需求端下不来，因为我们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做减法，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要减产量、去产能，比如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减产10%、20%。
我们看到，PPI已经连续30多个月的负增长了，现在是接近-5%了，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减产以后价格就会回升，价格回升以后盈利状况就会改变。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减产很难。一般来讲，企业不愿意关门，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它关门。为什么？只要企业还开着，就能算GDP，还可以收增值税。我做过一些调查，煤炭行业，一些最好的企业现在都到了亏损的边缘，有些亏损很长时间的企业又关不了门，为什么？地方政府帮助它在那扛着，在亏损的边缘或者亏损状态下熬着。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所以，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新的平衡，需求端放缓了，供给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做转型再平衡。我们必须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能够实现，可以想象，比如说刚才讲的五大行业如果都不亏损了，都盈利了，其他行业问题不是太大，有一些行业日子过得还是挺好。我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通讯行业，他们说从来没有感到冬天。如果大多数行业日子过得不错，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当可以的、可持续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我们还害怕什么？那个时候哪怕速度低一点问题也不大。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其实核心问题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企业能够持续地盈利，和它相对应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就是一个好的速度。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减不下来，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如果要减的话，大家都想别人去减，我不减；你减了，以后价格上来，我就坐享其成了。这个困局怎么打破？光靠市场的力量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当年增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点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当年OPEC在全球也搞了一个减产协议，我们得想一些办法。在此，我不再展开讨论具体方案，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解决以后，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即使增长7%或者再低一点，每年的新增量最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排在第20位国家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每年新增量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
城镇发展要“去空置”
如同经济一样，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东西多了，得减。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有“三块地”，运行机制和定价方法都不一样。
第一块是工业用地。过去我们把它的价格搞得很低，有时候是零地价，有时候甚至还要补贴，为什么？吸引投资，投资之后GDP搞上去了，财政收入也跟着上去了。
第二块是商业和住宅用地。这块也要发展，但是比例是严格控制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国内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等，大概商住用地占整个用地的比重是23%-24%，而国际上的大都市，基本上是40%以上，甚至50%-60%。供地严格限制，很多人想进城，城里人也要改善住房，地价一定会升得很高，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么多年地方政府就是靠这个办法来获取一些城市发展的资金。讲到农民进城以后成本谁支付，其实我们一些年城镇化的成本源于卖地收入，买房子的那些人交了一笔税，也就是支付了城市发展的成本。这样搞的结果是房价相当高。房价为什么高？不是因为砖头、水泥值钱，而是因为地值钱，地价高了。北京东三环某个楼盘出了一个地王，楼盘价到了多少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周边所有的房子全涨价了，因为这个区域的房价是由出价最高的那个人决定的。
随着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很多地方工业用地特别是开发区也多了，其数量之多和闲置状况令人震惊。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住房存量也出现严重过剩。但是即使多了，房价也难以下降，因为地价在那里撑着。结果是，农民兄弟们想进城，但因为房价高进不去，许多城里人买房也有困难。
我们强调人的城镇化，这个“人”对城镇化有什么好处？最近有一个情况希望大家关注，就是“东北现象”。东北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人口在流出，买房子的人不多，经济下来了。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进城或者外地人进城，往往持一种“堵”的态度，你最好别来，你如果来我要设立很多门槛。“东北现象”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很重要信号，三五年以后，我估计中国各个地方是争着要拉人的，把人拉来住在我这个地方，这样就有人买房子。以后土地财政不行了，主要靠房产税，人多了住房就多了，房产税的税源也多了。消费税也是重要税源。农民工进城以后，就是在创造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有了，本身就可以带动一些产业。当然也需要其它产业的支撑。中央特别指出，不能再搞有碍于公平竞争的“政策洼地”，那块工业的政策洼地要填上去。居民住宅这块用地的比重可以适当放宽，让农民进城的成本低一点，为将来政府创收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还有一点很重要，房价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以后，发展产业才有好的基础。现在东南沿海产业发生转移，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个原因是住的房子太贵了，为了维持生活费用，必须把工资开得很高，否则很多人不愿意在这里干。一定要降低整个商务成本，这样可以留住更多的产业，包括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还会有竞争力。
第三块地是农民的宅基地。我们过去一直担心，说宅基地不能动，动了以后万一哪天生活没有着落，去哪呢？会不会将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举个例子，某某农民把地卖了以后，喝酒去了，喝醉了以后别的事都不管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对此担心也有道理，但是我们回头看看，真正喝醉酒不顾其他的农民，100个里面有几个是这种情况？也就一两个。这种人在城市里也能找到，城市里醉酒的人也有。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一两个农民不负责任，就说宅基地不能交易呢？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第一是产权要界定清晰，第二是一定要进行交易。交易以后才能显示应有价值。农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那块地，但是不让它交易，那个价格能够起来吗？能够显示正常的价值吗？我们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连农民利益多大都搞不清楚，如何保护？所以，关于宅基地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要进行交易试点，我认为这个步子可以迈得快一点。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大部分农民是聪明的。我在农村搞调研，一位县长告诉我，到农村工作以后发现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账算得很清楚，问题是看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很聪明的，有些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不影响他的判断力。不要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智慧。如果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有非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救助措施或者其他办法解决。
我最近注意到，相当多的城里人想离开市中心，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过过日子，盖一个房子，种一块地，也可以搞农业。其实就是资金下乡的问题。一方面，农民想进城，城里面人也可以下乡。像上海这种大都市，还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因为这个地方要素产出率还是最高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挤到陆家嘴那个地方去，在北京不是说都挤到二环之内。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些地方挤的人太多。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是城市圈、城市带，其中既有大城市，也有中等城市，还有大量的小城镇。目前的农村，有些地方将来会成为城镇，比如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称之为“就地城镇化”。我们能不能开一个口子，让城里的资金下去，资金去了以后农民的房子价格能够上涨，收入可以增加。大城市特别是核心区的一些人，愿意向外走，到中小城镇去休闲养老，环境改善，生活成本也会低一些。中等城市重点搞制造业，像上海这些大城市主要是搞高端服务业，彼此会有分工，形成较为均衡的布局。城镇结构需要做这样的调整，农民的宅基地必须动起来，在动的过程中使这块地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这才叫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讲，刚才说到的“三块地”的问题，都是市场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都有行政干预，是一种扭曲。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时间里这种扭曲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我们的城镇化取得很大成绩，体制上还是有长处，或者说有优越性，否则道理也讲不通。但是时过境迁，进入新常态，有些做法应该调整一下了。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那句话，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包括土地、资金、人员在内的生产要素配置，市场还是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乡发展要有规划，但是规划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最后用什么东西来鉴别？还是市场信号。我想，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创造出巨大的需求，中国经济也将转入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轨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是作者4月18日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改革中心主办的“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张诗雨、杨良敏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订。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