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岭，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名誉院长、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三届国务院参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期间，他提出的智库建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之为“任玉岭现象”。

【编者按】

提起任玉岭，关注时政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他从1993年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分别担任了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于2002年、2007年、2012年三次被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2010年、2014年他还两次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二十多年来，任玉岭所做参政议政、国是建言，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管理……众多方面。近年出版的《国务院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大国民生》、《任玉岭谈经济》等十几本专著，都反映了他近二十年来的工作实情。

任玉岭因为牢记初心，“胸怀天下，情系百姓”，坚持“说真话，察实情”，在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岗位上建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为“任玉岭现象”和“影响中南海的总理高参”。有很多社会各方的表扬信、感谢信不断的向他飞来。国外留学生都为他的建言感动的几次流泪。如一位江西叫曹俊的德国留学生曾向他的亲人发出这样的微信：“冯叔，我回到德国，专门读了任老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讲话及政府提案。他老人家忧国忧民敢说敢为的天下情怀，抨击时政弊端的魄力，好几次把我感动的哭了。……当下有任老这样一批敢说敢为的国家栋梁，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真正关心民族的复兴！我们作为晚辈，无比敬仰这种高贵气节凛然正气！感谢任老，让我一介书生，看到了国家的浩然正气，体会到了政府的担当！我回国创业的信念更加坚定！”

又如湖北十堰一位叫江海的同志，曾经用书法写下对任玉岭的赞语，“国兴需有忠良臣，玉岭不愧当中人，魏征包公两人格，唯独你能集一身，不是愚人妄夸奖，历史早就有定论，只求呼声变政声，广在民心扎深根”。还有一位叫张鹤龄的陕西书法家，用书法点赞任玉岭是“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肝胆相照，奉献赤诚”。著名京剧大师，原梅兰芳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材生胡芝风也曾在《人民政协》杂志上发表他撰写的《任玉岭委员印象记》，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了对任玉岭的肯定。

今年，任玉岭79岁了，仍在副总理聘任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着。任玉岭由于对国家、对社会的影响较大，至今他一年还要走二十几个省区市，最多时一星期要跑五个省，在北京也曾遇到一天有九个会议的邀请函。

任玉岭之所以能够在参政议政建言国是的工作中取得国家和人民的如此认可与点赞，实际上与他近80年的阅历和家国情怀紧密相关。记者在做这次采访时，除了关注他在政协常委与国务院参事岗位的贡献和影响外，还把视野扩大到他走进政协常委与国务院参事之前的60年的经历和锤炼。

一、任玉岭的名字是“战争的产物”

任玉岭原籍河南省遂平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迅速踏进中原，他的家不得不由贴近京汉铁路的县城迁到该县西部的嵖岈山寨之中。1938年任玉岭就出生在嵖岈山寨的一个岭上面，任玉岭因此而得名，所以任玉岭说他的名字是“战争的产物”。

提起嵖岈山很多人并不陌生，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共产党人经常活动在这里，刘少奇、李先念范文澜、刘子厚、陈先瑞、栗在山、王定烈都曾到过嵖岈山及嵖岈山职业学校。嵖岈山职业学校有革命的组织和武装，是革命的传播地之一。

任玉岭在这个山寨中的家门前，近有石猴栩栩如生，曾被选为西游记外景拍摄地，远有白色八卦亭古建筑雄踞山顶，由南到北的山体上布有“礼义廉耻”四个巨型大字，该山寨的抗战救国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氛围对任玉岭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玉岭的家乡位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是最古老河洛文化覆盖的地域所在。正如司马迁《史记》所言，“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河洛乃上古中国开基之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都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革命战争时期彪炳史册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生长在这里。

任玉岭从小到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重善行，思利他”、“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教育，变成了指导他做人的一举一动。他生活简朴，居家省吃俭用，而他夫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近20年花费数万元资助了多个贫困中小学生直至大学，有5位已大学毕业，其中有一位已经读完博士后，做了教授。

任玉岭出生后最初的十年光景中，他的家乡一直处于战乱当中，使他饱受战争之苦，连盐都吃不上，做饭时需用火石撞击火镰取火。作为农村的孩子，任玉岭从小就参与了各种农活，不仅要打草、养蚕、放牛、放驴、磨面，而且要锄地、拔草、翻红薯秧，庄稼熟的时候还要收割、打场、刨红薯、拾棉花。

农民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风吹日晒、汗流浃背的辛苦，任玉岭全都体验过，这不仅使他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也使他从中得到了锤炼。

二、他作为三好学生红旗手曾受到毛主席接见

1943年，刚刚5岁的任玉岭就进小学读书了。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他才正式在遂平县城最好的灈阳一小开始读二年级。学年考试结束时，任玉岭取得了全校第一名，学校给他发了一堆书籍和文具。如此的荣耀，给后来任玉岭的学习增添了很大动力。为了不使自己从第一名的位置跌下来，后来的学习从不需要家长督促和监督，他总能按时起床，按时上学。

1949年，他进完小读五年级，那时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参加了秧歌队，学会了打花棍。他还被安排到学校的剧团，参加了《兄妹开荒》的演出。一次演出中，因剧场搭在城墙边，不小心从舞台上摔下去，引起了右臂脱臼和骨折。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在学习上取得了班上的第一名，班主任老师常在班上讲“任玉岭是文武双全”，表扬他数学和语文都十分优秀。小学毕业时，全班42人，任玉岭被保送，共有6人考进了县立初中。初升高那一年，任玉岭考取的信阳第一高级中学，是信阳地区20个县仅有的一所高中，初升高的比例就更加低下。

1957年任玉岭信阳高中毕业时，又赶上国家大学招生开始紧缩，那年全国毕业24万高中生，大学招生十万零七千。于是，1957年成了解放后升大学最难的一年。任玉岭本来是计划学习中医的，北京中医学院是他首选。但是，班主任却建议任玉岭报考南开大学，班主任说南开在抗日期间与北大、清华同为西南联大的成员之一，1947年西南联大解散后，南开回到天津。并且说南开有很好的校风，周恩来总理就是由南开毕业的。正是这样，任玉岭把南开排到12个志愿的第一位，进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本科为五年制。任玉岭学习的专业，是生理生化专业，微生物专门化。南开大学这五年，他除了学习生物系的大量课程与知识外，还学习了很多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的众多课程。他还担当了校刊《人民南开》的记者和记者组长，并参加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双革四化、部队学军、燕山考察、修海河闸等。

任玉岭由于学习努力和全面发展被南开大学评为三好学生红旗手。1960年“五一”国家劳动节毛主席在天津海河广场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任玉岭作为南开三好学生红旗手，被选派出席了毛主席的这次接见。此前1958年，任玉岭还有幸在南开大学见到毛主席。1959年在南开大学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听取了周总理的讲演。

1960年6月，南开大学要大发展，任玉岭等一批念满三年级的学生被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他提前毕业后，被安排在生物系微生物学教研室，他的任务是带五年级的生化大实验。只因困难时期到来，学校开始停课。这年的12月9日任玉岭被派到河北省生活工作队，下到河北沧州地区做代食品工作，一天4两棒子面，与百姓同甘共苦。转年回校后又参加补课获得了五年制毕业文凭。

三、天津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科技高峰”

1956年中央发起的向科学进军，并为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人颁了一等奖，这对高中读书时的任玉岭的冲击延续一生。直到后来他同钱三强先生住在中关村的同一楼里面，每天早晨去小卖部排队买牛奶时，任玉岭总能与钱先生相遇，并想起当年的感受，对钱三强先生肃然起敬。

就在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号角后的第八个年头，即1964年，任玉岭已经大学毕业，并已经有了一些教学与科研的经历后，组织上让他挑头担当了国家十二年科技攻关的任务。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关照下制定的12年科技攻关规划，有7个项目委托给了天津，其中第二项“发酵法生产味精技术的研究”，交由天津食品发酵研究所担当，任玉岭被委任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时间只要是列入国家科技规划的课题，就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为了这个项目组的人员配备天津市人事局把一批由北大、南开、复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天津轻工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分配到任玉岭的小组，任玉岭的这个攻关团队包括协作单位的派员，最多时达到20多人。

为了抢时间、赶速度，任玉岭曾连续几个月没回过宿舍，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工作。晚上困了，就睡在会议室的乒乓球台上，也有时住在车间里，用砖头当枕头，用报纸做褥子，用工作服当被盖。

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努力，进行了近万个发酵配方与样本的试验后，终于告别了32吨小麦生产一吨味精的时代，变成了5吨红薯干生产1吨味精，成本大为降低，劳动条件大为改善。于1965年夏，经上级所派专家组半个月的跟班审定后，同意对该项目进行技术鉴定。来自轻工部、科学院、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及近20多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家齐聚天津科学会堂，听取了任玉岭对研究工作的汇报和项目审查专家组的审查意见，并认定这是“对味精生产的一次革命”。天津日报头版整版通栏标题以“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为题对任玉岭牵头的科技攻关的成功进行了报道。

之后，国家科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报告”出版了由任玉岭撰写的研究报告。上面还责成天津食品发酵所印刷5000册20多万字的全套技术资料以秘密级报告发向各有关省市和单位。此后的10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用这一技术建起了近200多家味精厂。文化大革命中，任玉岭成了“走资派的红人”，并被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牌子参加陪斗走资派。夺权风起时，任玉岭的项目组长也被夺了权。好在工宣队派来的新组长是个老工人，她私下找任玉岭说“我斗大字不识一麻袋，你该咋干还咋干，我全力支持你”。就这样，后来文革中任玉岭又牵头完成了糖化酶法制葡萄糖的研究及发酵法制甘露醇的研究。并在天津葡萄糖厂建成国内第一条酶法制葡萄糖生产线。

四、“用两人换他一个”及“15个中国第一”与他的关系

任玉岭因在国家科技攻关中的成功，引起了同行对他的关注，最高学府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拟调他入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人事部门两次赶赴天津人事局，商讨对任玉岭的调动，但均被拒绝了。直至第三次中科院微生物所决心用两位同等学历的研究人员与任玉岭进行交换时，这才取得天津的同意，1982年把任玉岭调进中国科学院。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工作中，任玉岭除担任研究项目组长外，还担任了《微生物学通报》负责人。他还翻译出版了《利用生物净化环境》一书，并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技术的今天与明天》、《跨世纪科技》等书的编写，及一批科普读物的创作。他应邀出席了197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首届科普工作座谈会，并被接收为第一批中国科普作家。1980年被派往中国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多的法语，1982年准备赴法国研修期间，被调到国家科委组织生物技术的“六五科技攻关”。此后任玉岭在国家科委参与组建了中国生物工程中心，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中国星火总公司，并分别担任了其中的处长、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因工作需要他被派遣考察了20几个国家，多次走进北美、西欧和日本，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

当时任玉岭在国家科委中国生物中心同时兼任两个处的处长，他除了负责推进生物技术发展外，还分管中国星火计划中的饮料、酒类、保健品、食用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专项技术的立项、开发和推广。在国外参观考察中，任玉岭发现国外市场上果汁、矿泉水以及干白葡萄酒、干红葡萄酒十分普遍，而中国那时还都没有。受出国考察的启发，任玉岭在星火计划的实施中，狠抓了相关技术的立项、引进和开发，在相关企业和专家的配合与努力下，中国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第一瓶矿泉水、第一瓶橘汁饮料、第一瓶格瓦斯、第一瓶中国可乐、第一瓶椰子奶、第一瓶低度白酒、第一个组织培养种苗（香蕉）场，第一个饲料添加剂工厂，分别在河北沙城、河北昌黎、黑龙江五大连池、河南伊川、广东三水、浙江杭州、海南海口、四川宜宾、广东新会、广东顺德诞生了，填补起一批市场空白和补上了百姓需求的短板。特别是饲料添加剂的诞生，启动了饲料工业的大发展。

除了这十个中国第一是任玉岭通过星火计划的推动而成就之外，他还借助出国考察并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第一个由德国引进了活性干酵母保鲜技术，第一个由日本引进了配餐西红柿，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了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第一个通过培训班讲解并出书介绍了国外的“公司+农户”，第一个把中国的松茸介绍给日本东京蔬菜株式会社，推其走出国门。

这总共15个第一，现在有的已经变成了产业群，有的已经在造福广大百姓，有的已经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这每一个第一都浸透着任玉岭的心血和他对百姓生活与国家发展的深厚感情。

为了改革中国经济管理模式，1984年早春国务会议纪要中领导提出要推进公司的建立，任玉岭看到这一纪要后，他又牵头创办了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并以董事长的身份倡导和推进的企业改革。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一是为了聚集人才实行了进人不要档案，二是为了增强公司吸引力员工工资比外面高三倍，三是实行了全员小汽车办公。并通过组织技术小分队对全国味精企业进行服务，于1984年一年的时间创下了利润600万元。公司赚钱后，拿出了相当一部分支持青年员工走出去创新创业。

今天的“太太乐”产业集团就是其中一例。2013年春节，太太乐公司总裁荣耀中于2月6日发给任玉岭一个短信说：“任老师，2012年太太乐鸡精产销超过10万吨，1亿多家庭，20多万个餐馆，过4亿的消费者享受到舌尖上的鲜美。在庆祝这一成就时，不禁想到您在1984年对我创业的关心和支持，心存感激和美好回忆，祝您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在春暖花开时请您到上海指导、观叙。学生荣耀中敬上。”

五、“为任玉岭配十位秘书”及“北海的冲击波”

1989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蒋民宽告诉在国家科委担任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的任玉岭说，科委党组已经决定派他去广西北海任副市长，时间可长可短。之后蒋民宽又带任玉岭见了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宋健指示任玉岭“去到北海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到北海后绝不能只是就项目论项目，一定要从宏观上，总体上，战略上推进北海的发展。”

任玉岭走马上任时，北海虽然同广州、青岛、大连在同一个行政级别上，但全市走下来，只有一个红绿灯。当时的市领导第一次与任玉岭见面时，就讲北海是盲肠地角。希望任玉岭在北京找些钱，搞上一两个项目，为自己在北海树个碑立个传回北京有个交代就可以了。

面对北京领导的指示和地方领导的谈话，任玉岭深感北海要发展必须要从观念和认识入手。为此，任玉岭先是对北海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且买来两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认真分析了北海的区位优势及发展的有力条件，之后经批准任玉岭在1989年12月份召开的市政协大会上向全体市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讲述了他对北海发展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为化解盲肠地角的认识，任玉岭提出了北海有着“一城系五南，一口通六西”“一个面向，两个背靠，三个临近”地理优势。他还提出北海要发展必须确定“五个三”。即确立三种观念（开放观念、商品经济观念、科技兴市观念）；树立三个观点（发展工业为重的观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观点、从北海实际出发的观点）；搞好三引进（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三种人（戴眼镜的、说普通话的、讲外国语的）；开发三S（海水、阳光、沙子是S开头的当代旅游三要素）。这个报告结束后，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把任玉岭围了起来，说解放后37年从没有听过这样的报告。

转天市人大常委会要任玉岭到人大向常委会汇报工作，人大常委会听取任玉岭的这些观点后，写出会议纪要报给了中共北海市委。市委常委会讨论后，作出决定并下达了书面通知给任玉岭配10位秘书，成立任玉岭办公室。

任玉岭办公室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用好中央给予北海260平方公里土地所享受的国家开发区政策。之后，任玉岭在北海巧遇中央改革协会的王飞欣和马晓林后，同他们共同探讨了搞乡镇企业城和保税区的设想。为了克服无钱栽梧桐树引金凤凰的困难，任玉岭决定借助这两人的力量先搞“引鸟筑巢”。他亲手连夜赶出了两个开发区建设的方案与协议，并于第二天吃早饭时同京城来的同志签了协议书。这两个协议报到市委书记那里后，给出了“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抓住不放，争取能够办成”的重要批示。回头看一下，可以说这是北海大开发的信号弹，也是北海各类开发区大建设的导火索，这不仅引发了北海的经济大潮，而且把北海带到了中国大潮的浪尖山。

为了从宏观上、总体上、战略上推进北海发展，任玉岭把宣传介绍北海和提高北海的知名度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他第一次回北京走访了67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介绍北海，并对一些领导进行邀请，据接待办统计1990年到北海的部长就达98人。为了宣传北海，任玉岭用过火车上的播音器，也用过国航首航北海飞机上的麦克风。为了动员北海人更好建设北海，任玉岭推出了“热爱北海”的口号。当他走进北海不到两个月时，就有记者访问说：“任副市长，你能否用一句话讲一讲对北海的印象”，任玉岭用了四个字回答这位记者说“我爱北海”。没想到，旁边在座的军分区闫春田政委听到了，他马上邀请任玉岭为军分区指战员做一场“我爱北海”的报告。接着海军师政委杨应林也邀请他向海军指战员做“我爱北海”的报告，以后银海区书记、北海师范校长，以及设在北海的钦州师范校长都来请任玉岭向干部和师生作报告。帅立国同志出任北海市长后，也多次在会上讲，任副市长爱北海，我也爱北海。如此，这个报告让更多的人拓展了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北海的发展优势，充满了对北海的发展信心，这对启动后来北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4年北海举行第二届珍珠节时，市里分配任玉岭负责展览及展馆建设，他作为总指挥，从找地方、找钱到找承建单位和承办部门，仅用了88天，就建成了连配套设施在内的4万平米展馆建筑。并且很快招来26个省的760家展出单位，布置摊位888个。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徐光春听了情况介绍，并看了展馆的规模后说了句“比深圳速度还速度”。他回北京后，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北海的快速发展。

任玉岭在北海虽然是一个挂职的副市长，但他除了配有10位秘书外，最多时，他还同时分管22个处级部门，即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委员会、市科委、地震局、海洋局、专利办、经协委、土地局、房管局、城管局、规划局、城建局、环保局、绿化办、信息办以及驻香港、越南、海南、成都、深圳、广州、北京的七个办事处。任玉岭干一行爱一行，边干边学，后来在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岗位上所提建议涉及面之宽，而且所提建议之深刻，这都与他接触面宽和认真学习及丰富实践有关系。

一位革命前辈、广西政协副主席姚克鲁在一次会上讲“任玉岭是北海的冲击波”，中国新闻社社长张帆赴北海以“北海的冲击波任玉岭”为题向海外出了专题报道。

把任玉岭推荐到北海的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93年底看了北海回京后做下这样的批语：“今年我去广西，听到从自治区到北海市的人都赞扬任玉岭的工作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他在北海仅工作三年，就迎来了巨大变化，这里有小任的重要贡献。”

六、“任玉岭现象”及“影响中南海的国是高参”

任玉岭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曾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第九届与第十届为全国政协常委，2002起又连续三届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此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既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又担任国务院参事，这在当时全国只有他一人。一种独特而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在参政议政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并获得了很大名声。人民日报曾两次用大标题《任玉岭敢把呼声变政声》对任玉岭议政建言做过长篇报道。人民政协报则以“任玉岭现象”为标题用一版多的篇幅报道了任玉岭参政议政的社会现象。《博客天下》则以封面人物报出九位“影响中南海的国是高参”，任玉岭位居其中。

这些年社会上为任玉岭编辑出版的《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任玉岭建言城市化》、《大国民生》、《任玉岭谈经济》、《任玉岭谈教育》等十几本专著，基本上都是任玉岭在政协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岗位上所发表的国是建言。这些建言有一定数量获得总理和副总理的批示外，也还有获得中央常委批示的，纪检委书记批示的，及至总书记批示的。有的在全国政协大会报告过，也有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及专题讨论会报告过，还有些经《求是内参》、《动态清样》、《人民日报内参》、《解放军报内参》等上报过。为了更好的参政议政，任玉岭在近20年中，每年都要跑二十几个省区市，并且走进农村一定有“三必看”，即看农户、看学校、看卫生院。除了面上的调查研究外，任玉岭还十分注重从身边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心声。他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上要洗衣、买菜、打字、擦鞋、理发、洗脚、进商店、上饭馆，都会遇到上各种各样的服务员，包括身边捡垃圾的、搞修理的、浇花种草的、打扫卫生的、投寄快递的，还有保姆、司机等，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善同他们问冷暖、聊家常，就会从他们那里得到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情况。

任玉岭最早对医疗改革的建议，揭露的大处方，吃回扣，重复检查，拿红包和医生走穴严重等问题，就是在春节期间从天津一个得病的朋友那里发现的。2003年在两会上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后，有256家媒体转载了新华社的报道。由他提出的农业免税、义务教育免费问题，虽然中间遇到过封杀和一些人认为不可能，但因为这些建言是来自基层的需求，来自群众的呼声，因此，有着强大生命力，所以最终还是转化成了国家政策，造福于广大人民。

在2010年，三十几天的时间里，全国有连续6次校园血案发生后，有63面幼稚园儿童和小学生连续被砍杀。为了防止事件蔓延和加强对学校的保护，一时间全国各地校门口都站满了警察。看到这种情况，任玉岭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他对社会的了解，向国务院总理报出了“从校园之外构筑校园平安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任玉岭深刻分析了血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坚持执法公正，社会才能和谐，校园才能安全。这个建议不仅总理批示了，多位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批示了，最后总书记也做了批示。而且在此后，中央还专门举办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专题学习，对推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任玉岭善总结、善学习，在议政建言方面高度重视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能以热爱群众、关注实际、关注民生，使得他的很多提案和建言为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为此，任玉岭曾获得了全国政协提案奖、嫦娥工程立项突出贡献奖。推进产学研合作功勋奖、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功勋奖，并有五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现代化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在2007年搜狐网举行的鲜花送两会提案的大奖赛中，他还遥遥领先的取得了第一名。此外，全国政协有三次，国务院参事室有四次安排他为新委员及参事的培训介绍经验，贵州、宁夏、云南、浙江、上海、河南参事室也都请他为这些省市的参事和馆员介绍做好议政建言的体会与经验。

七、他的著作等身，诗文韵味悠远，书法传承有道

任玉岭虽然理工科出身，后又长期从事科技工作，但他的文学造诣却有目共睹。任玉岭结合自己的工作，推出的作品之多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他在科学研究岗位上，除了翻译和出版一批科技书籍外，还发表了不少科普文章。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全国科普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任玉岭应邀到会，并在此后不久成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时，任玉岭被接纳为首批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在北海工作期间他出版有《我爱北海》一书，日本的报纸、法国的杂志、阿拉伯的新闻、新加坡东方早报以及台湾的世界论坛报都曾发表过他的作品。到全国政协和国务院参事岗位后，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政府参事论文丛·任玉岭文集》、《大国民生》、《任玉岭谈经济》、《任玉岭谈教育》、《中华三百名城颂》、《任玉岭书法集》等13部共18册专著，并且一纸风行，受到有关人士的赞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任玉岭所著《中华三百名城颂》成为他诗作功底的集中体现。这三百多首诗，歌颂了我国300多个大中小知名城市。他从艺术家的情感与个性出发，表达了对各个城市的厚爱，爱山、爱水、爱人、爱发展，更爱这每一个城市的历史和人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学大师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讲：“任玉岭同志所作《中华三百名城颂》诗集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它不仅有创新价值，更因其能够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一定会使广大百姓喜闻乐见”。并且说“这三百首诗将会以其特有的内涵和韵味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且会作为文化的创新产品而得以传承。”任玉岭的《中华三百名城颂》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又引起了文联出版社的注意，继之出版了《任玉岭中华三百名城颂高嘉小楷集》。此后，又基于一些城市的要求，增补了该书被颂城市的数量，起名为《新编中华三百名城颂》将再次出版。此书还被中国阅读学会副会长甘其勋教授推荐为校园读物。

在书法方面，任玉岭自幼受其父亲擅长书画的影响，在小学念书期间就天天以习字为主，大楷、小楷为必修课，练就了写书法的基本功。后来在全国政协担任常委和出任国务院参事后，经常与一些书画大师接触，受其影响，开始提笔。他的书法一问世就非同凡响，字如其人，大气磅礴、不拘一格。

2009年建国6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全国选取包括任玉岭在内的60个书画家，分别为他们出版了专集。

2014年由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道》，遴选了欧阳中石、任玉岭、沈鹏、权希军、李铎五个人的作品，被称为书界“五位泰斗”。2015年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聚焦中国书画领军人物》一书，该书在书界选入了欧阳中石、任玉岭和沈鹏，画界选入了刘大为和刘文西。任玉岭已成为我国书法领域的实力派人物，对书界产生着重要影响。